网络荐股诈骗案主犯认罪后 劝返境外同案犯

  南通崇川:主犯认罪后,劝返境外同案犯

  本报讯(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任留存 葛明亮)近日,一起特大网络荐股诈骗案被告人李某从马来西亚回国投案,被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此前,主犯邹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邹某等人共同出资招募李某等多人在马来西亚设立窝点,实施网络荐股诈骗活动。邹某等人扮演“老师”,谎称某虚假投资平台易操作、好赚钱,其他团伙成员充当“水军”鼓吹、诱使被害人投资,再通过高手续费等方式制造投资亏损假象,骗取被害人钱款。截至2020年1月案发,邹某共组织指挥诈骗钱财近500万元人民币。

  2020年5月,邹某等人诈骗案移送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邹某系主犯,李某是重要同案犯。而李某身处境外,办案检察官遂决定先正面接触邹某,打开突破口。

  讯问中,承办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邹某细致讲解了认罪认罚从宽政策,并与其辩护律师充分沟通。最后,邹某在律师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表示愿意协助检察机关劝返马来西亚的同案犯李某。

  邹某向检察机关提供了李某在马来西亚的联系方式,并委托辩护律师动员李某回国。承办检察官与李某通电话,并劝说李某主动面对犯罪事实,承担法律责任。在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下,李某最终同意主动投案。

  为确保李某顺利到案,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做好相关衔接工作。2020年9月5日,李某抵达南通投案,同日被南通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020年11月12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成李某退赔非法所得10万元,另有8名犯罪嫌疑人全额退赃退赔60余万元。

为保护绿孔雀法院判决停建水电站

  为保护绿孔雀法院判决停建水电站
  最高法发布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在被告人赵某等6人非法采矿案中,江苏法院加大对长江河道非法采砂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斩断“盗采、运输、销售”一条龙犯罪利益链条,让非法采砂的参与者都付出沉重代价……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10个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聚焦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最突出的水污染、尾矿库治理、非法采砂、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案件类型,涉及森林、湿地、湖泊、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负责人李明义介绍说,案例还强调不同诉讼类型案件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责任方式,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惩处力度,全面展示了长江流域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工作成效。

  承担增殖放流生态修复责任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间,被告人李某在明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长江夹江流域属于禁渔期、电鱼为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情况下,驾驶快艇,组成电捕工具在夹江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60余次,捕获野生鱼类900余斤并出售,获利9000元。经扬州市江都区渔政监督大队认定,李某使用的电捕工具属于规定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扬州市江都区长江夹江流域属于禁渔区。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审理中,江都区检察院与李某就生态环境修复达成和解协议:李某公开赔礼道歉,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十日内增殖放流价值2.5万元的鱼苗(已履行);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二年内再行增殖放流价值2.25万元的鱼苗。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内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李某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已退缴违法所得,且采取增殖放流修复生态环境,可从轻处罚。一审法院判决李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没收违法所得9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案发地位于四大家鱼种质资源区的长江流域扬州段,是鱼类的重要洄游通道,也是鱼类育肥产卵和越冬的最佳场所。李某电鱼的行为对自然水域的水生生物产生极大杀伤力,严重威胁生态资源和水环境,故人民法院依法以非法捕捞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并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李某仍需承担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责任,确保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

  叫停水电站建设项目护生态

  【基本案情】 某公司开发建设云南红河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该区域内,绿孔雀为重点保护物种。2017年7月,生态环境部责令该公司就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之后,该公司即停止对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案涉水电站一旦蓄水将导致绿孔雀栖息地被淹没、绿孔雀存在灭绝可能,并危害生长在该区域陈氏苏铁、破坏当地珍贵的干热河谷季雨林生态系统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自然之友已举证证明案涉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频繁活动区域,构成其生物学上的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同时,案涉水电站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涉及陈氏苏铁的保护,若继续建设将使该区域珍稀动植物的生存面临重大风险。故判决该公司立即停止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待其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及备案工作后,再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预防性公益诉讼是环境资源审判落实预防为主原则的重要体现,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有助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或者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本案中,自然之友已举证证明案涉水电站如果继续建设,势必导致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遭受直观预测且不可逆转的损害。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某公司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水电站建设项目,责令完善相关手续,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保护水源

  【基本案情】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10月作出《关于涪江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的通告》。被诉通告按照经批复的方案划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规定在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从事泊船、采砂、放养家禽、网箱养殖等活动;在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从事水产养殖等行为;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或个人,由环保、农业、水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欧某长期从事渔业养殖的水域被划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被禁止继续从事渔业养殖活动。欧某认为被诉通告侵犯其合法权利,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通告。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区政府作出被诉通告的行政目的是为了防止饮用水水源污染,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且程序并无违法之处,故被诉通告合法。欧某虽曾依法获得从事渔业养殖的行政许可,但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行政机关可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遂判决驳回欧某的诉讼请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引发的行政诉讼。饮用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国家为此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长江保护法亦规定,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本案中,虽然欧某曾获得从事渔业养殖的行政许可,但区政府基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实际需要作出被诉通告,进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符合环境公共利益。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案不属于行政权力擅自专断的违法情形。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的整治举措,有力保障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制度的功效实现。

全面遏制家庭暴力 维护权益彰显正义

  全面遏制家庭暴力 维护权益彰显正义

  家庭本应是情感安放的栖息所,然而,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不仅使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灵受到伤害,更是对其合法权利的侵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家暴既可能发生在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同居、离婚后等非家庭成员之间;在行为方式上,既有身体暴力,也有包括侮辱、谩骂、恐吓等在内的精神暴力。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将禁止家庭暴力作为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近日《法治日报》记者选取了近年来重庆法院审理的涉家暴相关案件,每一个案件的处理在家庭暴力防控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和警示意义。

  对保护令置若罔闻

  持续骚扰罚款拘留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张林

  郑某(女)与何某(男)原系恋人关系,双方共同居住生活。恋爱关系存续期间,何某曾在因琐事引起的争执过程中殴打郑某,导致郑某头皮裂伤和血肿。郑某因此提出分手,并搬离共同居所。分手后,何某仍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对其进行骚扰,甚至到郑某住所附近进行蹲守。郑某不堪其扰,遂报警,民警对何某进行了批评教育。2019年4月,郑某担心何某继续对其实施暴力,便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何某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无视保护令规定的禁止事项,继续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和微信的方式骚扰郑某,威胁郑某与其和好并继续交往,其间发送的消息达300余条。巴南法院经审理对该案作出判决,对何某处以1000元罚款和15日拘留。

  承办法官表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针对家庭暴力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予以司法惩戒的案例,主要有以下典型意义:第一,通过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法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利,彰显了法治的应有之义。第二,依法对公然违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予以惩戒,彰显了遵法守法的底线。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公然违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已经触碰司法底线,必须予以严惩。第三,通过严惩家暴行为,对施暴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弘扬了社会文明的价值取向。通过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严惩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施暴者,让反家暴法落到实处,对施暴者予以震慑,推动整个社会反家暴态势的良性发展。

  以爱之名纠缠不休

  构成家暴被判离婚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邬昌杰

  陈某(女)大学毕业不久与曾某(男)相识恋爱,一年后,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因性格、年龄、文化水平的差异,导致常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矛盾,不久后便开始分居生活。分居期间,曾某多次到陈某居所与之发生纠纷,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并扬言要伤害陈某及家人,陈某因害怕恐惧而躲藏。在此期间,曾某多次前往陈某工作地及父母住所地张贴大字报寻找陈某,并不断给陈某发信息、打电话进行威胁。

  此后,陈某曾两次起诉请求离婚,而曾某以非常爱陈某、离开她不能活为由坚持不同意离婚。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有和好可能,遂判决不准离婚。但之后双方夫妻关系仍未能改善。陈某再次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准予离婚,原审判决准予离婚。

  曾某对离婚判决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官庭后表示,本案中,陈某与曾某在共同生活中多次发生打架纠纷。分居后,曾某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陈某的精神恐惧,符合家庭暴力特征。双方分居已超过二年。依照法律规定,对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故二审维持了一审准予离婚的判决。

  骚扰恐吓跟踪威胁

  申请保护令获裁准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蒋懿

  田某(女)与卓某(男)系夫妻关系。两人共同生活期间,卓某多次对田某进行言语辱骂、暴力殴打。为保护自身人身安全,田某前往位于外地的老家。然而,卓某却对田某紧盯不放,不仅跟踪到田某的老家,频繁通过电话、微信等对田某及其家人进行威胁,还前往田某姐姐工作地点对其进行骚扰跟踪,甚至多次扬言要杀害田某全家。随后,卓某又前往田某父母家中进行骚扰,并在田某父母家门外用油漆和涂料书写田某姓名以示威胁。2020年7月,田某向法院起诉离婚,并于同日申请人身保护令。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某不仅曾遭受了家庭暴力,田某与其近亲属的人身健康安全也因卓某的跟踪、骚扰、恐吓行为而受到直接威胁,符合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据此,法院裁定禁止卓某对田某及其近亲属实施辱骂、殴打等家庭暴力行为,并禁止卓某对田某及其近亲属进行骚扰、威胁、跟踪、接触。

  法官庭后表示,家庭暴力并不限于殴打等传统形式的暴力。本案中,尽管田某和卓某在发生纠纷后,经民警调解已表示互相理解,此后卓某也没有直接殴打田某。但其之后跟随田某至外地田某的老家,对田某近亲属进行跟踪、骚扰、恐吓,不仅态度恶劣,而且措辞激烈、行为极端,足以使任何普通人心生恐惧,符合反家庭暴力法所称对精神的侵害行为,显然构成家庭暴力,故依法裁准田某的人身保护令申请。

  家庭暴力导致离婚

  受害者获损害赔偿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程乃善

  刘某(女)、李某(男)均是再婚,未生育子女。婚后共同生活中,双方因性格不合等原因发生矛盾。在一次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中,李某将刘某的眼部咬伤,刘某随即报警。在民警到达现场了解具体情况期间,李某当场再次咬伤刘某,民警在现场作出民事纠纷调解。随后,李某离开刘某回铜梁生活,与刘某再无联系。

  然而,受伤后的刘某因经济拮据无法对眼部伤势进行治疗,遂向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并要求李某赔偿其损失5万元等。

  庭审中,经刘某申请,铜梁法院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根据门诊诊断和对刘某进行体格检查作出鉴定意见:刘某上睑缺损修补整形手术约需人民币1万至2万元,后期角膜药物治疗约需人民币1万至2万元。

  据此,铜梁法院判决刘某与李某离婚,并要求李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刘某上睑缺损修补整形手术费1.5万元、后期角膜药物治疗费1.5万元以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

  法官庭后表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刘某提供了报警回执、门诊病历等证据,结合鉴定意见,刘某眼部确实遭受了相当程度的伤害,故法院综合认定李某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存在,同时据此认定李某夫妻感情破裂,可判决离婚。在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后,法院根据鉴定意见载明的治疗费,判决李某给付治疗费。另外,因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方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忐忑不安的状态,该状态的长期延续使受害人精神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故法院判决李某赔偿刘某精神抚慰金。

  法规集市

  反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

  第二条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第二十七条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二)有具体的请求;(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第三十七条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老胡点评

  家庭暴力,无论是殴打、捆绑等身体暴力,还是谩骂、恐吓等精神暴力,都严重侵害了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随着我国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不断为人们所认识,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增强。然而,家庭暴力依然时有发生,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其原因复杂多样,因此应当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一方面,有关部门、基层组织应当积极推动创建文明家庭活动,教育家庭成员之间互帮互助、互敬互爱,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同时,深入开展反家庭暴力法的普及宣传,使人们认识到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庭私事,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另一方面,无论是居民委员会还是村民委员会,也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人民法院,都应当切实消除“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依法介入家庭暴力的治理、干预工作,对于有家庭暴力以及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家庭,应当积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该拘留者拘留,该判刑者判刑,决不能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助长家暴者的嚣张气焰。

  胡勇  

上海警方:2021年“猎狐行动”第一只“狐狸”到案

  中新网上海1月30日电(记者 李姝徵)在逃泰国的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李某30日被遣返回国。据上海警方表示,这是2021年上海警方成功从境外缉捕的首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

30日,泰方将李某遣返回沪。(上海警方供图)

30日,泰方将李某遣返回沪。(上海警方供图)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2019年7月2日立案侦查,2019年5月至6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李某在没有实际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与被害人签订价值15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酒类购销合同,以虚假手段骗取受害人价值1200余万元的货物后低价转卖他人,并携款外逃。

上海警方表示,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开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和劝返工作。(上海警方供图)

上海警方表示,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开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和劝返工作。(上海警方供图)

  李某出逃后,上海警方高度重视,加大工作力度,提请公安部对外开展查缉。今年1月19日,泰国执法部门将李某抓获,在驻泰使馆积极协调下,30日,泰方将李某遣返回沪。

上海警方表示,这是2021年上海警方成功从境外缉捕的首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上海警方供图)

上海警方表示,这是2021年上海警方成功从境外缉捕的首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上海警方供图)

  上海警方表示,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开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和劝返工作。(完)

最高检发布2020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中新网1月28日电 据最高检微信公众号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厅(行政检察厅)与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共同组织的“2020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评选活动,经公开遴选、专家初评、公众投票、专家终评,从参选案例中,评选出“2020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1月28日对外公开发布。

  案例具体如下:

王某凤等45人与北京市某区某镇政府强制拆除和行政赔偿检察监督系列案

  【关键词】

  强制拆除 行政赔偿 促成和解

  【案例简介】

  2001年,某公司在北京市某镇工业园集体所有土地上开发建设10栋教学楼及5栋家属楼,并于2004年起将家属楼房屋陆续出售给其所属集团公司职工。2008年3月,某镇政府将案涉地块转让给某培训学校用于大学城建设,并由某培训学校委托某公司回购已出售家属楼。2010年,家属楼被断水断电断暖,王某凤等尚未与培训学校达成回购协议的原购房者开始上访、诉讼维权。由于案涉房屋一直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某镇政府于2018年2月将涉案房屋强制拆除。王某凤等人认为自身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权益,于2018年10月起先后提起144件行政诉讼。北京某区人民法院以王某凤等人并非被诉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的相对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据此驳回后续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王某凤等人的上诉请求和再审申请亦以相同理由被驳回。王某凤等45人就其中127起案件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认为,王某凤等人作为房屋的实际购买者和使用人,直接受到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属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且在“拆违”过程中被剥夺了应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原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检察机关经综合评判涉案房屋“违建”事实、申请人实体上获得司法救济等因素,基于某公司与申请人有民事和解意愿,搭建平台促双方和解。最终45名申请人与某公司达成和解,2044余万元和解款项足额到账,127起案件申请人撤回监督。同时,检察机关针对某镇政府在“拆违”中存在的执法不规范等问题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强化行政管理能力,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上述建议被全部采纳并落实整改。

  【意义】

  本案检察机关把司法为民、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监督权力”和“保障权利”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一并审查行政争议背后的民事纠纷,引导各方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达成和解,通过解决民事纠纷促进行政争议的一揽子化解,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并通过检察建议促进依法行政,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胡某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撤销不动产权证书行政抗诉案

  【关键词】

  依职权抗诉 原告资格认定 “一揽子”解决争议

  【案例简介】

  胡某所有的房屋和周某所有的两间房屋南北相邻。胡某主张,其2003年购房时南面为露台,南墙上有窗户,2005年入住时发现加建了周某房屋。周某一直未居住。胡某因自己房门被王某封堵,将周某东侧房屋房门凿开,在与周某房屋共用墙面上开出一扇门,并使用周某西侧房屋。2007年5月始,周某以胡某为被告提起恢复原状、给付使用费等多个诉讼,已结案件均获支持,部分案件正在审理或执行中。胡某就其承担的使用费向王某索赔,法院判决王某承担40%的责任。2018年4月,胡某诉请撤销周某两间房屋的登记,天津市某中院作出257号终审行政裁定,以诉讼请求不明确、胡某与所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不予立案,胡某申请再审被驳回。胡某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抗诉。2018年6月,胡某诉请撤销周某西侧房屋的登记,天津市某中级法院作出382号终审行政裁定,以重复起诉为由不予立案,胡某申请再审被驳回。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胡某房屋与周某房屋共用墙面上的窗户,究系设计建设时已有还是后来人为开凿,在立案时无法判断。按照立案登记制要求,应认定胡某与所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257号行政裁定的认定存在错误。鉴于257号行政裁定对382号行政裁定形成的羁束,2019年12月,在对382号行政裁定依职权抗诉的同时,对257号行政裁定一并提出抗诉。案件再审阶段,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加强跟踪问效,与人民法院达成共识,开展联合调查,查明周某房屋的登记符合法律规定。考虑到案涉争议历时久远、当事人矛盾尖锐、影响社会稳定,法检将相关行政、民事争议一揽子解决,2020年12月18日,促成胡某购买其占用的周某的房屋,并就正在审理和执行案件给付使用费达成一致意见,案涉矛盾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意义】

  检察机关通过抗诉监督人民法院关于原告资格的错误认定,理清辨明当事人实际诉求后,依职权对未申请监督案件提出抗诉。在再审阶段,检察机关加强跟踪问效,凝聚与人民法院的共识,开展联合调查和调解,促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对存续10余年产生近30个诉讼的行政、民事争议“一揽子”解决,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维护了社会稳定。

魏某等19人与山西省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抗诉案

  【关键词】

  棚户区改造 物业收费 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

  【案例简介】

  2015年3月,魏某等19人所在小区拆迁改造被确定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在回迁安置过程中,山西某房地产公司委托某物业公司向回迁安置户收取供水、供气、供热等设施建设费。2017年6月30日,魏某等19人投诉至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该局对物业公司乱收费行为进行查处。该局立案受理后,未作出相应行政处理决定。魏某等19人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某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行政判决,驳回魏某等人的诉讼请求。魏某等人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行政判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虽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行为,但其理由具有一定正当性,因此不构成不履行行政职能。魏某等人不服二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未获支持,后申请晋城市人民检察院监督。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虽然对魏某等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立案、调查,针对法律适用和政策界限问题向上级机关进行请示,但依照《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或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等决定。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构成不履行行政职能,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据此,2020年6月8日,检察机关依法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0年6月23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当场签署和解协议。案涉小区其他189户的同类型问题参照和解协议确定的处理方案“一揽子”解决。该协议现已执行完毕。检察机关依法撤回抗诉。

  【意义】

  本案检察机关通过提出抗诉、商请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解释、召开案件协调会、公开听证会等方式,指出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规定不明确为由怠于履职属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督促行政机关纠正其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相结合,审查办案和化解调处相结合,在抗诉的基础上,跟进促和,促使争议各方达成和解协议,同时一揽子解决案涉小区其他189户回迁安置户的退费问题。该案的成功办理对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妥善解决同一领域相同或类似问题,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某村五组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某区政府和冯某土地行政登记抗诉案

  【关键词】

  行政裁判结果监督 土地行政登记

  【案例简介】

  2004年4月28日,某农产品公司与冯某等签订了《某甜菜站转让协议》,将某甜菜站有偿转让。同年6月9日,某区人民政府依冯某申请向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17年1月16日,某村五组认为某区人民政府将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划拨形式为冯某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国有土地使用证》。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行政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某村五组提出上诉。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村五组不服二审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未获支持,后申请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监督。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并就有关专业问题咨询国土专家,审查认为,冯某个人将诉争土地用于仓储不符合可以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用地范围;本案争议土地权属来源不清,某区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法律依据不足;某区政府在颁证过程中地籍调查程序存在瑕疵,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中多处未按规定填写完整等。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缺乏证据证明,某区人民政府作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据此,2019年12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0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20年6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依法作出改判。

  【意义】

  本案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查明某区人民政府将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划拨形式为冯某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以此为据提出抗诉,促使错误判决和行政行为得到纠正。

张某与黑龙江省某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调解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工伤认定 检察建议

  【案例简介】

  2008年5月7日15时许,某市某煤矿职工张某驾驶摩托车在下班途中,与四轮拖拉机相撞受伤,拖拉机驾驶员逃逸。2008年7月14日至2009年9月27日,张某与某煤矿工伤认定争议,经过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次决定和某市人民政府三次行政复议,均未得到最终处理。2009年9月27日,某市人民政府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行政复议调解,并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后,张某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某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调解书,请求认定张某系工伤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均以其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未予支持。2018年1月8日,张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符合实质性化解条件,遂交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鹤岗市人民检察院做好争议化解工作。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鹤岗市人民检察经审查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某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调解并非针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双方争议也非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某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调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鹤岗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8月18日向某市人民政府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市人民政府撤销行政复议调解书。2020年8月21日,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该调解书,并责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20年10月22日,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决定,认定张传义为工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院、鹤岗市院三级检察院联动化解,张某最终获得了一次性工伤赔偿金10万元,2020年12月2日,检察机关举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宣告,这起12年的行政争议终得解决。

  【意义】

  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调解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监督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就王某某与区房管局房屋补偿安置纠纷制发检察建议案

  【关键词】

  代签房屋补偿安置协议 行政检察监督办公室

  【案情简介】

  2020年7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王某某等人与房管局房屋补偿安置纠纷申请监督案件中,发现该案补偿安置协议存在征收人员代签名情况,遂将线索交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办理。该院对2018年以来涉案地块关联行政案件进行排查,发现2件在生效裁判中认定补偿安置协议征收人员代签名、3件认定承租人家属冒签名,相关协议内容虽不存在故意损害户内其他人员权益的情形,但未能保障其对补偿安置方式的选择;此外,审查中还发现6件案件存在征收协议签订后未及时协助进户、支付补偿款的情形。前述11件案件中有关问题的存在,反映涉案地块动拆迁存在诸多不规范情形,影响执法公信力与工作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此前成立的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办公室,实地考察,多方走访,向区房管局制发2件类案检察建议,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相关人员应就征收适格主体和委托代理知识开展培训,对相关文证加强审查和证据固定;二是在法律范畴内探索附条件支付合同的可行性,对因签约在先估价产生差异的,可在合同内作附加说明;三是严格规范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标准、签约程序,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与审计单位衔接、征收人员绩效考核等配套制度。区房管局于2020年9月回函检察院,全部采纳检察建议。就相关问题已落实三项措施:一是对包括特殊对象、搭建丈量、无证经营在内的各项认定前置,一改之前的先签约后选房的做法,签约前明确安置款项额度、安置房源信息;二是树立“让阳光成为最佳证据”的理念,将居民和征收人员的交流过程和意思表示以同步记录仪方式全程记录,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对选房摇号排序进行全程实时跟踪报道;三是采取业务员分段绩效考核,即协议签订先计入一部分考核,在履行完毕后再计入一部分考核,同时将履行的完整度、时限都进行量化,杜绝少数征收人员为赶进度而代签、冒签当事人签名的情况。目前该地块签约率已达到98.28%。

  【意义】

  房屋征收补偿领域一直是社会治理的“硬骨头”。该院依托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办公室机制,运用信息联通、圆桌会议、听证评估、检察服务等多种方式,运用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多元化手段处理该涉本区重点旧改地块的行政监督类案,延伸行政检察办案效果,促进社会治理。

姚某与福建省某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冒名登记结婚

  【案例简介】

  2013年12月,一女子假冒“莫某”之名与姚某登记结婚并收取礼金7万余元,次日失踪。姚某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姚某多次向福建省某县民政局申请撤销《结婚证》,被以不存在受胁迫情形为由不予受理。2019年5月和9月,姚某以莫某为被告向广西某县人民法院分别提起离婚诉讼和宣告婚姻无效诉讼,均被以不存在真实婚姻关系无法判决离婚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20年1月,姚某向福建省福州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结婚证》。该区法院以已超过5年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姚某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均未获得支持。

  2020年7月,姚某向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姚某的起诉确已超过起诉期限,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但姚某要求撤销婚姻登记诉求合法合理,经请示福建省院后,将该案纳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并指定闽侯县人民检察院办理。

  闽侯县人民检察院受案后,经调查核实发现莫某在广西、浙江、山西、福建、安徽五省共有5次婚姻登记信息,查明“莫某”收取姚某7万元彩礼,并多次冒名登记结婚事实。为进一步理清案件事实、强化释法说理,于2020年9月举行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案虽然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但在检察机关充分调查核实认定骗婚事实的基础上,民政部门应主动纠正错误的颁证行为。2020年9月,检察机关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重新审查姚某与“莫某”的婚姻登记程序及《结婚证》的颁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确实缺少合法要件的应当撤销。随后县民政局注销了该婚姻登记信息。

  针对姚某多年奔波申诉、生活艰难的情况,县检察院给予司法救助4万元,并积极帮助姚某解决子女落实就学问题。针对冒用他人身份证明结婚、涉嫌骗取财物的犯罪行为,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县公安局进行一步立案侦查。

  【意义】

  因他人冒名而作出的结婚登记行为,登记对象明显错误,登记内容客观上无法实现,且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应当主动纠错。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举行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督促引导行政机关主动纠错,推动问题快速实质解决,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王某等54人与山东省某镇政府征收补偿安置行政裁判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终结执行后立案恢复执行

  【案例简介】

  山东某市甲县某镇政府联合第三人东某村委会及案外人西某村委会共同制定了拆迁安置方案。镇政府、第三人东某村委会根据王某实际房屋情况,与王某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后因镇政府未能按期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王某向该市乙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乙县法院判决镇政府、东某村民委员会继续履行协议,并支付安置费。镇政府不服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后镇政府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判决生效后王某领取了安置费,乙县法院在征得王某的代理人同意后,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后镇政府仍未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又产生了新的临时安置费,王某认为判决确定的内容尚未执行完毕,遂向乙县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法院未予受理。

  2020年7月30日,王某向乙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在审查该案时发现,乙县法院执行的其他拆迁户与镇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等53件案件与王某申请监督案属同类情况,遂决定对其他53件案件依职权受理,并依法向法院发出了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及时对该54件案件进行受理并执行。乙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对王某等54人的申请合并立案执行。

  检察机关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交流,持续关注跟进案件执行进度。后镇政府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王某等人给付了2020年12月26日前的临时安置费,并办理了符合法律规定的住宅手续,案件全部履行完毕。2020年12月24日,乙县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予以结案。

  【意义】

  行政诉讼执行案件终结执行后,当事人以执行内容尚未履行完毕为由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未予受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纠正;发现存在其他类案的,可以依职权监督,通过监督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法院依法再次立案执行,有效保障被征收农民的居住权、财产权,推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权威,服务社会稳定大局。

湖北省武汉市某家具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 农民工权益保护 行政争议化解 类案监督

  【案例简介】

  2019年10月28日,武汉市某区人社局针对某家具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作出行政处理和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继续支付工资、赔偿金并处罚款5000元,逾期不缴纳按日加处罚款。某家具公司收到处理及处罚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后仍未履行。区人社局遂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6月18日,区人民法院认定某家具公司已办理注销登记,区人社局向无任何代理权限的柯某催告送达,催告程序不合法,裁定不准予执行。

  2020年7月10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在服务大局专项活动中发现上述线索,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经调查核实认为法院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并无不当,但区人社局存在对加处罚款未催告的违法行为。办案单位进一步查明柯某系某家具公司实际控制人,考虑到民事支持起诉周期,遂向柯某释法说理,促其合法经营。同时考虑因疫情导致资金周转困难,与公安机关达成不宜作为犯罪线索移送的共识。7月24日组织召开听证会,涉案农民工接受柯某道歉,并与其签订和解协议领取拖欠工资。区人社局据此决定免除对柯某的加处罚款。

  办案单位针对此案反映出行政机关催告程序及法院告知义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建立催告前核实机制,区法院改进了工作。同时,办案单位全面排查近3年辖区内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发现违法线索20余件,提出类案监督检察建议,促使被监督单位内部整改,促成多家行政机关与法院统一认识,规范行政处罚和加处罚催告程序。

  【意义】

  检察机关借力服务大局推进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综合运用调查核实、公开听证等多种手段,既促进依法行政,又监督法院改进工作,准确把握民行交织新常态,一揽子解决农民工欠薪的民事纠纷。对个案监督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深入开展类案监督,被监督单位高度重视、积极整改,发挥出“办一件、成一件、影响一片”的实效。针对本辖区行政处罚和加处罚执行中的乱象,积极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促进行政机关完善制度、依法行政。

李某与陕西省商洛市某县公安局公安行政管理及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司法救助 公开听证

  【案例简介】

  1991年12月25日上午,某县公安局某派出所民警王某对有违法嫌疑的李某进行口头传唤。双方行进过程中,李某所骑自行车撞到王某所骑三轮摩托车上,并向王某逼近,王某在口头警告及鸣枪警告无果的情况下,开枪击伤李某左腿。1992年2月28日,某县公安局以殴打他人、拒绝执行公务为由对李某行政拘留。

  2019年5月17日,李某将某县公安局起诉至某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赔偿伤残金60万元。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李某不服,向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商洛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李某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后李某向商洛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商洛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李某于1991年已经知晓行政行为内容,但2019年5月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裁定并无不当。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查明,李某已离异,生育一子未成家,长期在外打工。因遭受枪击致肢体三级残疾,体力劳动受限,家庭生活较为困难,属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商洛市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李某所在村镇派员旁听听证会。听证会上,在检察官及听证员的释法说理下,李某当场表示愿意撤回监督申请,承诺息诉罢访,同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2020年6月,检察机关向李某发放司法救助金5万元,李某撤回监督申请。

  【意义】

  本案中,法院裁定并无不当,但申请人李某因行政违法行为致三级残疾,家庭生活困难,且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商洛市检察院积极推进司法救助助力脱贫攻坚,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防止因案致贫,传递了司法温度,为这起跨度近30年的行政争议划上了句号。

“药贩子”盯上了闲置的医保卡

  “药贩子”盯上了闲置的医保卡

  根据国家规定,医保卡只能由本人在定点医院看病或在定点药店买药时才能使用,不法分子却将目光投向了一些市民闲置的医保卡,明知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仍然通过非正规途径大量收购医保卡,购入药品后转卖牟利。2020年7月,一条非法经营药品的黑色利益链被牵出。近日,经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丁某、臧某、孟某、张某因犯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至拘役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各并处2万元至1万元不等的罚金。

  有人在路边散发小广告收医保卡

  2019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某工业园区的路边,臧某、孟某二人拉住刚下班的路人,递上一张写着“收医保卡”的小广告,压低声音说:“你有医保卡吗?有需要可以扫这上面的二维码联系我们。”如对方同意出借医保卡,臧某便会到附近药房买便宜的药品,留下医保交易发票,并按卡内金额的4折将医保卡回收,再转手以5折的价格卖给李某。

  原来,早在2019年1月,做劳务中介的臧某、孟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某,李某向他们传授了一条“致富”之道:“有些人会因为需要钱,拿闲置的医保卡找人套现,你们可以到工业园区发些小广告收卡。”两人发现这个商机后,便开始替李某收卡,“我们一般会找年轻人收卡,因为他们身体好,不大会用到医保卡。”孟某供述道。只要李某需要卡,臧、孟二人就将所收医保卡邮寄至李某处,赚取差价。

  医药代表为冲业绩帮助“药贩子”配药

  作为中间人,李某从臧某、孟某处收来的医保卡转手就交到了丁某手中。丁某是某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经常在医院进出,工作之余他打起了用医保卡配药再去贩卖的主意,无奈自己在上海人生地不熟,没人肯把医保卡卖给他。机缘巧合下,丁某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某,李某宣称自己有渠道能弄来别人的医保卡,可以将卡内剩余金额以6折的价格卖给丁某,由丁某去医院配自己公司的药。这样一来一举两得,丁某既赚了外快又完成了单位业绩指标。二人一拍即合,开启了“供卡+配药”的“生意”。

  丁某按照李某的指示,哪种药卖得好就配哪种。除此以外,他还会配些易过期、未卖出就会被退回公司的药,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完成公司的任务指标并拿到提成。

  快递小哥成为黑产业链上一环

  从收卡、配药到卖药,医保卡贩药已形成完整产业体系。据李某供述:2019年5月,他认识了一个湖南的下家颜某(另案处理),颜某会在微信上收药,李某如果觉得价格合适,便会通知丁某去医院配药,之后再将药品快递至颜某处。所以,快递小哥张某成了这个体系里关键的一环。

  2019年8月,张某在医院取件时,碰到了一直寄送快递的丁某。丁某提出让张某帮他代排队取药,每次支付一定的酬劳。于是,张某连续几天从丁某手中拿到医保卡,并到医院取药窗口取药。后来,因窗口工作人员觉察出异样作罢。但张某还是持续帮助李某、丁某寄发快递,且收取快递时也不查验身份,明知寄送物品为药品,还是以“食品、文件”等名义虚假申报托寄内容。截至案发,李某等人向颜某非法出售药品达11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李某、丁某、臧某、孟某、张某等人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非法经营药品,扰乱市场秩序,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近日,经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对李某等5名被告人作出以上判决。

  检察官@你

  “药贩子”在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绕开严格的审核监督环节,收购药品并转卖,严重扰乱了市场监管秩序。广大市民应提高警惕,一方面,保管好、使用好自己的医保卡,不外借、不出售个人医保卡,避免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另一方面,尽量在正规药房药店购买药品,发现明显低于市场价或来源不明的药品,应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

林桢淑

河南获嘉县通报北京1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已隔离管控

  (抗击新冠肺炎)河南获嘉县通报北京1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已隔离管控

  中新社郑州12月19日电 (记者 李贵刚)河南省获嘉县官方19日通报北京1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活动轨迹,其曾到过热力管网建设工地、政府、住建、消防等部门,现已实施集中隔离管控措施。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19日通报,12月18日0-24时,北京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关联病例,均为12月14日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同是北京庆丰包子铺酒仙桥店员工。

  12月18日,河南省获嘉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收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查函,有1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李某现居住于该县。

  为寻找其密切接触者,获嘉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对外公布了李某相关信息及行程轨迹。据公布的信息,李某现工作于获嘉县北控热力公司,12月14日上午9时27分由北京市西客站乘坐G511次列车于12时30分到达新乡东站(座位号8车厢06D座),随后乘坐公司车辆返回获嘉县居住地。

  通报称,返回获嘉县后,李某自述曾到公司正常上班,并连续两晚上在本单位餐厅聚餐。还曾到过该县某饭店、热力管网建设工地、政府、住建、消防等部门。

  12月16日,李某开私家车佩戴口罩到获嘉县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时间居家未外出。17日,居家未外出。18日,曾到公司与某银行2名工作人员洽谈业务,后一同考察热力管网施工现场。

  通报称,12月18日晚12时,当地对李某实施集中隔离管控措施。(完)

副县长利用职权纵容胞弟疯狂敛财 妄图“借弟脱罪”

  不重视家风建设还是“借弟脱罪”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原县委常委、副县长陈英案说起

  特邀嘉宾

  温振宁 凭祥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梁丹霞 崇左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胡家杨 崇左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农 伟 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员额法官

  编者按

  这是一起党员干部家风败坏、利用职权纵容胞弟疯狂敛财的典型案件。本案中,陈英明白践踏党纪国法必然要付出惨痛代价,因此,与其胞弟陈祺订立攻守同盟,表示她仅属于家教不严,拒不承认系共同犯罪,妄图“借弟脱罪”。办案人员如何取得证据证明姐弟二人存在犯意联络?陈英主观上不知陈祺收受他人贿赂的具体数额,如何认定其受贿数额?陈英犯罪行为涉及民生、教育领域腐败,是否应从严惩处?我们特邀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陈英,女,中共党员,1980年6月出生,2013年6月至2019年1月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

  2014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陈英伙同陈祺,利用陈英分管教育工作的职务便利,为承建扶绥县教育系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工程老板李某(另案处理)等人谋取利益,事后由陈祺直接收受或者通过相关人员代为收受、协助转账等形式收取好处费及所谓的代理费等共计1203万余元。

  一、帮助李某承揽教育工程等项目,共同收受李某给予的好处费719万余元。2014年间,陈祺向陈英提出自己想在扶绥县承揽建设项目,转给工程老板施工,以从中牟利。陈英利用分管教育工作的便利,事先向时任扶绥县教育局局长、扶绥县中学校长等人打招呼,帮助陈祺取得27个建设工程项目和1个教学设备采购项目。陈祺按事先与李某的约定,将相关工程项目交由李某自行出资并施工建设。其间,陈祺谎称需要送给领导“好处费”或者以借款为由,按事先约定的工程项目合同价的8%向李某收取好处费。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陈英在南宁市购买房产时,让陈祺代为支付购房款,陈祺先后3次从收受的好处费中支付购房款共计81万元,并为陈英偿还银行借款30万元。

  二、通过开展招标代理业务帮助他人获取教育项目,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483万余元。2016年下半年,陈祺向陈英提出自己想从事招标代理业务,通过招标代理向投标的老板收取额外费用,以确保投标人中标的方式从中谋利。陈英利用工作便利,向有关人员打招呼,帮助陈祺以德胜、建瀚两家公司的名义取得64个扶绥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项目的招标代理业务。后陈祺指示其雇请的员工刘某、陆某(均另案处理)以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有意愿承揽项目的工程老板联系,以确保中标为由向工程老板班某等人(涉及26名工程老板51个项目)收取工程项目合同总价2.5%-3.5%的招标代理费用,扣除实际支付公司的招标代理费后,陈祺从中获得483万余元。

  查处过程:

  【立案审查调查】2018年11月20日,经崇左市委批准,崇左市纪委监委对陈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党纪政务处分】2019年2月1日,陈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2月1日,陈英涉嫌受贿罪一案被移送崇左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日被崇左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1日,经崇左市人民检察院决定,由崇左市公安局执行逮捕。2019年2月14日,崇左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指定大新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提起公诉】2019年3月30日,大新县人民检察院以陈英涉嫌受贿罪,向大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判决】2019年9月6日,大新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英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陈英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裁定】2019年12月13日,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陈英认为,她对陈祺收受他人贿赂不知情,属于对其管教不严,但不是共同犯罪。有何证据表明他们存在犯意联络?

  温振宁:2018年3月至4月,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对扶绥县进行巡视时,发现扶绥县存在大量教育均衡发展工程项目建设进度严重滞后的问题,遂对扶绥县教育局进行多次通报并要求进行整改。在此期间,崇左市纪委监委陆续收到关于陈英涉嫌受贿等问题的举报。随后,崇左市纪委监委按规定对陈英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初核。核查组调取扶绥县所有教育工程项目资料后,发现陈祺取得了28个工程项目并交给商人李某施工,而陈祺此前只是一个不学无术、没有进行过任何项目建设的人。随后核查组又调取了陈英、陈祺和李某的银行交易明细等材料发现,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陈祺与李某有大量资金往来,并发现李某存在向扶绥县教育局领导干部送礼的行为。崇左市监委遂对陈英、陈祺及李某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陈英辩解称,她对陈祺收受他人贿赂不知情,属于管教不严,而不是与陈祺共同受贿。但经讯问陈英、陈祺、李某以及询问有关证人,李某、陈祺的供述和扶绥县教育局相关领导干部等人的证言可以证实:1、陈英利用职务便利帮助陈祺取得了扶绥县教育工程项目、均衡发展项目招标代理权,李某在按照项目合同总额的8%给予陈祺好处费后取得工程项目并进行施工建设;2、陈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向扶绥县教育局相关领导干部打招呼指定招标代理公司,帮助陈祺取得了扶绥县均衡发展项目的招标代理权,陈祺再安排陆某、刘某以确保中标的名义向想承揽工程项目的老板收取确保中标的好处费。同时,陈英、陈祺以及李某的供述还证实,三人在案发前还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对抗组织审查调查。陈英在南宁市购买房产时,让陈祺使用受贿款帮其支付了111万元购房款。所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陈英与陈祺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

  2.陈英认为陈祺在招标代理中雇佣人员进行了业务活动,获得的收入系合法所得,对此怎么看?

  梁丹霞:2016年7、8月份,陈祺认为招标代理风险低、来钱快,遂与陈英商量决定从事招标代理工作,由陈英帮助其拿到招标代理业务。2017年,扶绥县成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项目工作组,专门负责指导均衡发展项目前期业务及招投标工作,审核并推荐招标代理公司。陈英利用职务便利,向该工作组负责人方某某打招呼,让其将工程项目的招标代理业务指定给与陈祺合作的德胜、建瀚两家招标代理公司。在方某某的帮助下,德胜、建瀚两家公司取得扶绥县教育均衡发展项目的招标代理业务。此后,每次均衡发展项目需要招标时,项目工作组工作人员就会将项目材料交给陈祺。陈祺指示其雇请的人员以德胜、建瀚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有意愿承接教育均衡发展项目的工程老板联系,以确保中标为由,收取工程合同价2.5%-3.5%的费用。收取的费用一部分支付给德胜、建瀚公司作为招标代理费、造价费等,约为合同价1%左右,其余部分则由陈祺收受。之后,陈祺通过操作帮助交好处费的工程老板中标。

  据此,陈英认为,陈祺获得的收入系陈祺与招标代理公司合作取得的分红,招标代理过程中,陈祺需雇佣人员帮助竞标人办理各项招投标手续,故应属其劳动所得。

  我们认为,本案中,有意愿承接教育均衡发展项目的工程老板为达到确保中标的目的,向陈祺支付合同价2.5%-3.5%的费用,该费用远高于正常招标代理需要支付的费用,高出的部分(合同价的2%左右)即为送给陈祺的好处费。陈祺等人收受工程老板的好处费后,之所以能通过招标代理公司确保工程老板中标,是因为陈英利用职务便利帮其取得了德胜、建瀚两家公司对教育均衡发展项目的招标代理权。陈英亦明知陈祺在从事招标代理过程中,向工程老板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以确保中标。因此,陈祺从事招标代理获得的钱款,系陈祺与陈英相互勾结,为谋取利益不正当取得项目招标代理权,后通过帮助有意愿承揽项目的工程老板谋取项目而获得,该报酬应认定为陈英与陈祺共同受贿的款项。

  3.陈英主观上不知陈祺收受贿赂的具体数额,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如何认定其受贿数额?

  胡家杨:共同受贿人主观认知的因素与程度是权钱交易型贿赂犯罪定罪与量刑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至于各受贿人收受的具体数额是多少,一般来讲,只需要对数额有概括性的认识,即自己与他人共同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贿赂,而不要求确知收受贿赂的具体数额。

  本案中,陈英与陈祺共同受贿,在事前,两人多次共谋,由陈英向相关部门负责人打招呼,为李某谋取利益,由陈祺代为收受财物;在事中,陈英让陈祺代为收受贿赂;在事后,对陈祺所收受的贿赂款予以认可,由陈祺自行处理。主观上,陈英明知陈祺收受了工程老板的财物,其虽不知道具体数额,但概括知情且认可陈祺收受他人财物。此外,案件的事实还表明,陈英虽不明确知道陈祺实际收受了多少好处费,但是,陈祺曾对她说,他和李某约定以送领导“好处费”的名义按工程项目合同价的8%收取李某好处费,工程项目决算后所得利润再与李某对半分成,一审法院查实认定的数额也没有超出其认识范畴。因此,我们认为,陈英是否知道陈祺收受钱款的具体时间、次数及数额,并不影响对陈英主观故意的认定,对于其基于概括性故意实施的共同受贿依法定罪量刑,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量刑原则。

  4.一审和二审法院认为,陈英犯罪行为涉及民生、教育领域腐败,应依法从严惩处。这对其量刑具体有何影响?对陈英、陈祺量刑时还考虑了哪些因素?

  农伟:本案经一审、二审认定,陈英伙同陈祺利用陈英的职务便利,为承建扶绥县教育系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工程老板谋取利益,由陈祺自行收受或者通过相关人员代为收受等形式收取好处费及所谓的代理费等共计1203万余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本案发生在教育领域,涉及相关教育基础建设工程项目、教学设备采购项目等,且多系义务教育范围,义务教育是国家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事关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乎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陈英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法经济利益,导致多个教育工程项目延期交付,诸多教育活动不能如期正常开展,直接影响全县、甚至全市的教育事业发展,对于应享受而未能享受建设成果的青少年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从这方面看,陈英的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社会危害后果是严重的,应依法从严予以惩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中,陈英和陈祺共同受贿数额超过数额特别巨大认定标准的4倍,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共同犯罪中,陈英、陈祺相互分工,均起主要作用,都是主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陈祺的受贿行为依附于陈英身份和职权,其罪责相对陈英较轻,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案发后,陈英的家属代为退出赃款111万元,陈祺的家属代为退出赃款100.5万元,可酌情从轻处罚;但二人的犯罪行为系发生在民生、教育领域,且拒不认罪、悔罪,没有退出绝大部分赃款,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根据二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从严予以惩处。(本报记者 程威)